我离开史学史组以后，又回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其间两度担任班主任（59级、63级），那时当班主任（又称辅导员）工作非常繁忙，和同学谈话有时直到熄灯时分，还安排不过来，至于下乡劳动自然是和同学一道。比如1965年下学期到1966年6月，整整一年就是带63级同学到山西长治参加“四清”，除搞运动外还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到回校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北京各高校的时候了。这里还有个插曲要讲一下，1965年10月我还在长治乡下时接到系里来信通知，我已同系里另外三位同志调到学校新成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编制上已不属历史系。1966年6月回到学校，“革命师生”正在造反，揪斗校系领导人，五个年级的辅导员也多数被学生批斗。我是同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一道下乡“四清”的，回校后自己斟酌以到历史系参加运动为好，如去外研所有躲避“史三”同学之嫌。所以约有半年时间工资在外研所领，却在历史系参加运动。幸好我和“史三”同学们关系不错，除了一张督促我积极参加运动的大字报以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只是参加历史系教师的运动，组织了一个保守的“战斗队”，响当当的造反派“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得势以后，我们的那个“老保”组织自动瓦解，我也就到外研所去了。由于自己是“老保”，只能跟着掌权的造反派抄写大字报，跑跑腿，还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随波逐流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心中暗想，看来“文化大革命”不可信，不能再跟着跑了。从此对运动消极应付，私下里重新阅读明清史书籍。“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曾迫于压力把抄录的史料和一些史籍（那时藏书并不多）处理掉，且留了个心眼把农民起义的史料收藏起来，即便被人发觉也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红线，应当保存。当时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不开放，我私下找到管资料室的马国靖先生请她帮忙，她一口答应，要我在下午近六时利用人们去食堂吃饭的机会到资料室门前，她给我取出我要借的古籍，使我能在晚上和周末仔细阅读。这在当时是要冒相当风险的，我至今还对这位善良的先生心怀感激之情。当然，历史系资料室的藏书有限，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我就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去看书。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在颐和路12号，离我五哥家极近，但当时也和其他图书馆一样不开放。我请五哥帮忙，他找了当时任职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位老朋友写了介绍信，说工作需要查阅古籍，我就冒名顶替地在南京图书馆读了不少书，大约去过三次，每次近一个月，抄了许多较罕见的史籍和地方志中的史料；可能较晚一些时间，我还通过熟人在南京大学图书馆读了一些书，其中就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编撰的河南《杞县志》孤本，这部书里的《李公子辩》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对于我后来研究李岩问题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