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激怒的同胞们似乎忘记了所有的措施都是经过朝廷“恩准”的。除了曾国藩这些无奈又严酷的措施，旁人身处他的位置又会如何作为呢？
曾国藩遭到了全国上下的唾弃，顷刻间从政治巅峰迅速滑落。他的身体状况也更加糟糕，晕眩加重，每日有精力的时间越来越短。可是他还不能休息。天津教案尚未完全料清，朝廷又急令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原来，前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这被普遍认为是一起政治谋杀，两江地区出现动乱征兆。慈禧太后又要曾国藩去当救火队员，把他推入满布荆棘的前台……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极少对外交涉，也极少发表见解，每天除了养病，就是翻阅经书和史书。两年后（1872年），曾国藩死在了任上。
时间往往是消除误解最好的工具。三十多年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慢慢学会了如何理性相处。新一代的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文化和观念对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付出一次次昂贵的“学费”后了解了“弱国更要讲外交”；而西方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简单粗暴地行事只能激化中外矛盾，有百害而无一利。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列强政府明令禁止本国传教士在中国“包揽词讼”，要求在华侨民自律。法国政府则宣布放弃对在华天主教堂的保护权。在华教会势力深入中国村社，注意缓和与中国人的矛盾，教案在中国也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