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刚刚提出，中共领导人通过已有的一系列暴动已经清楚地注意到，中国不同于俄国，依据中国自身的条件，中国革命可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这不免造成了共产党人思想上的极大困惑。因为已经发动的种种暴动，只是造成了一些“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它和苏维埃革命的模式，以及俄国革命的经验，相去甚远。按照苏维埃革命的方针，这种“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无论如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它根本无法满足苏维埃模式对无产阶级，即对产业工人领导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骨干作用的那种要求。从苏维埃革命模式的角度看，暴动结束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偏僻的乡村所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和根据地，距离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相距甚远。
如何使苏维埃革命这种模式适合于中国的现状？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会议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目前这种以农村为主的斗争方式具有合理性。一方面强调，“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另一方面则肯定，“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既然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故现有条件下，中共革命的总策略就是要首先努力使互相隔离的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通过游击式的战争推动农村和城市中各种暴动的展开，进而使工人的暴动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助联络，最终造成全国总暴动的形势。不过，越是肯定革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肯定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而是最大限度地发动农民暴动，许多中共领导人也就越是“感到悲观”，认为“这样干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