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以后，早不是贵族政府了，参加政治组织政府的，都是平民中间的士。“士”经过了政府之察举和考试而加入政府，这一制度，由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之建议而确立。但既做了政府官吏，便该和社会平民有分别。做官后，由国家给以俸禄，理论上应该专为公家服务，再不该顾及各自的私生活了。若其再谋个人经济，经营私家生活，则将妨碍公众，亏负本身的职守。其余农、工、商三流，则各自经营私生活，而负有缴纳租税的义务。
这个道理，自孔子时即开始提出。《论语》里屡次说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类的话。孟子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农、工、商生活有私家经济之凭藉，惟士则无恒产而有恒心。其精神所注在于“道”，不在私人衣食。汉武帝时规定做官人不许经商，唐代规定应考人做官人都不能兼营工商业。士人报考，必须声明身家清白，此所谓清白，亦包有不兼营私人生产工作而言。因此中国社会上的士，其身份地位，很有些相当于佛教的和尚或外国的教士。不过和尚是要出家的。在西方，宗教与政治分途，“上帝的事由上帝管，凯撒的事由凯撒管”。传教徒既没有家庭，也不参加政治。而中国的士，则是不出家的，不但有家庭，还要参加政府，要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人生的大任务。西方社会里的最高人生理论寄托教会，中国社会的人生大道理，则寄托在士的一流。有志做士的，便不该自谋个人生活。他的个人生活该由旁人来替他解决，他则应该专为公众服务。孟子之徒问孟子：“先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不太奢侈吗？”孟子说：“尧以天下让舜，舜受了尧的天下，也不算奢侈。像我这样，怎便算是奢侈呢？”因此中国社会上的士，是可贫可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