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案证据被公开后，国务总理赵秉钧即以生病为由请假，以躲避舆论责难及法律处分，国务总理一职由袁世凯手下的头号军事大将、陆军部长段祺瑞暂代。但国务总理对外毕竟是政府代表，考虑到文官治政的传统，也考虑到不予外界军人当政之责难，袁世凯仍在寻求他中意的文官主政。他本属意其多年老友徐世昌，但因为国会议员的反对而不成，其后，他在1913年7月31日推出进步党人、曾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的熊希龄组阁，一则因进步党为其镇压国民党的政治盟友，以此任命而酬劳他们的贡献，以利他们继续为其所用；二则可以利用熊希龄的名流身份说话，对外显示其重视人才，以利其政治拉拢。
时在热河都统任上的熊希龄受任组阁，一时使进步党人颇为兴奋，认为是实现他们的从政夙愿与政治主张之良机，自视甚高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甚至主动表示愿入阁任财政总长。可是，袁世凯提名熊希龄组阁，非有爱于进步党，无非是利用进步党为自己做事而已，故袁在提名熊组阁的同时，已经为他圈好了主要各部总长的名单，全部由其属意的北洋系人马担任，而财政总长一职也早就留给了周自齐，只有所谓“闲曹”——如农商、司法和教育总长，可由熊希龄自己提名人选。袁世凯此举无异给进步党人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兜头浇了一瓢冷水。虽然熊希龄一再为梁启超力争，但袁世凯始终不松口，直到最后才给熊一点面子，同意他自兼财政总长，改任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又提名进步党人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著名实业家张謇为农商总长，经国会通过后，9月11日熊希龄内阁正式告成，并被当时舆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熊希龄也颇为此自负，自诩“此次拟选择有经验之国务员，与总统府划清权限，勉成责任内阁人员，当不顾利害，积极负责任”。梁启超是熊阁的政治谋士，自诩“大政方针本出自予一人之手”，自认可以借此一展身手。他为熊阁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以“破坏之时告终，建设之时方始”为出发点，提出各项施政方针。其主要者为：外交方面，“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审时相机以结悬案”；内政方面，重点整顿财政，严控预算，量入为出，修正税制，增加收入；建设方面，保护并奖励国内工商业，对外资实行开放，“谋自立以渐进于富强”；政治方面，实行军民分治，取消行省制，改行道、县制；“整饬纪纲，齐肃民俗”，“以孔教为风化之本”，“养成法治国家”。就熊希龄内阁的施政方针本身而言，体现出进步党人当政后希图有所作为的一面，果能实行，对改革弊政、发展经济、实行资本主义或不无益处。但进步党人的施政方针，多数停留在纸面上，因为他们没有实力推行这样的方针，政府的真正权力并不在他们手里，其下属各部门和地方各省份的要文公电均直呈总统府，而不报国务院。与革命党人在民初力图实现的民主政治理想相比较，进步党人希望实现的政治理想或许在本质上与革命党人的距离并不如外间表现得那样大，如对责任内阁制，两党的主张与实践颇有相通处。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各自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追求。这大概也是后来他们能够携手发起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的政治基础。但不幸的是，他们在民初却未见及于此，而是互为针锋相对、有时甚至是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进步党人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袁世凯消灭革命派的政治盟友，结果被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不久之后也就“狡兔死，走狗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