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脸上蒙黑丝绸绷带的小伙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勋章。他上前线的时间不够长，什么勋章也没得到。那种勋章我们每人有一枚，想当律师的那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小伙子却有三枚。他当过敢死队队长，同死神打交道很长时间，有点儿超然了。我们全都有点儿超然。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相会，并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将我们凝聚在一起。不过，在我们去科瓦咖啡厅的路上，穿过那一段暴戾的街区，行走在黑暗中，经过透出灯光和歌声的酒店，有时因为人行道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不得不从他们中间挤出来，走到街上去，这种时候，我们会感到有种东西在起作用，将我们聚拢到一起。旁人，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他们不懂。
而我们自己懂得科瓦咖啡厅，我们每个人都懂。它富丽，温暖，灯光不耀眼，某一段时辰里声音嘈杂烟雾缭绕，任何时间桌子旁边都有姑娘坐着，墙上的报刊架子上放着画报。科瓦咖啡厅的姑娘们很爱国，我发现，意大利最爱国的人就是咖啡厅里的姑娘。我相信，现在她们仍然很爱国。
起初，小伙子们说到我的勋章时非常谦和有礼，问我立了什么功。我给他们看授勋状，那一纸文字非常华丽，满篇fratellanza、ab?negazione之类的字眼 [4] ，但去掉那些形容词，分明就是在说，我之所以获得勋章，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从此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只不过相对于外人，我仍然是个朋友。我仍然是他们的一个朋友，但自从他们看过授勋状之后，我便不能真正算是他们中的一员了。因为他们经历的跟我不一样，他们是做了非常不一样的事才获得勋章的。不错，我确实负伤了，但大家都知道，说到底，负伤其实就是个意外。不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佩戴着勋章心中有愧，而且有时在鸡尾酒时辰过后，我会想象，他们获颁勋章所干的那些事，我自己全都干过。但是在夜深时分，空荡荡的街道上，寒风扑面，所有的商店都已熄灯关门，我尽量挨着街灯走回家去，那时，我心里知道，我决然干不出那样的事情。我非常怕死，经常在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害怕自己会死去，不知道如果重返前线，我会是怎样一副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