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对史学工作的社会意义有许多深刻的阐释。他认为：“历史是大有用处的，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大有用处的。可以这样说，学历史的最大用处在于鉴往知来。”“历史是有规律的，只有按规律办事，事情才能成功，违反了规律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要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不受历史的惩罚，就要懂得历史，认识历史规律，按规律办事。这就要学历史，研究历史。历史的用处，大矣。”[8]这些话，对单个的人来说，固如此，对一个民族来说，亦如此。何先生强调历史知识、历史规律、鉴往知来之间的联系，这是从根本上说明了历史学的社会价值。唯其如此，何先生不仅重视历史研究工作、历史教学工作，也以极大的热情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他参加过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委会工作，并为小丛书写了一本《祖逖北伐》。祖逖“闻鸡起舞”的精神在60年代为青少年们所熟知，这本书是起了作用的。他曾为中华书局写过《晋代史话》，可惜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中辍。他还有志于写一部章回体的中国通史，或在杂志上连载，或一次出版，以适合于工农大众和青少年朋友阅读。他还主编过一些中级通俗读物，为的是满足社会各方面读者渴求历史知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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