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段祺瑞授意其下属吴光新、傅良佐、靳云鹏等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等人，向他们解释段祺瑞准备“认真与日本合作”，但“唯一障碍即国民党”，因此“正拟积极消除中日两国之间的误解，诚意实行友好合作，因而希望谅解其苦衷，并予以相当帮助”。段的表态正中企图以“软”手段加强在中国地位的日本之下怀，寺内内阁的对华“新”政策由此也有了着力点。寺内正毅当月在日本国会公开声明：“对于中国，应从东亚大局着眼，信孚相倚，有无相助，竭力贯彻敦厚邻谊之道。"1917年7月，段祺瑞复出组阁，他对正在中国活动的日本人西原龟三说：“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确保亚洲的和平和安宁，舍此当无更好的时机。本人将一本至诚，为此目的而努力，希望我们的友谊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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