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许多生活富足、消息灵通的国家经济联盟(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包括有许多名人：约翰•海斯•哈蒙德、詹姆斯•罗兰德•安吉尔、法兰克•O•罗登、戴维•斯塔尔•乔丹、爱德华•A•法林、乔治•W.威克沙姆以及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的会员在1930年1月参与了“什么是美国1930年最大的难题”的民意调查，他们经投票将以下问题置于榜首：1.司法行政；2.禁酒令；3.违犯和不尊重法律；4.犯罪；5.法律的实施；6.世界和平——可他们竟将失业排在了第18位！即使是在一年之后的1931年1月，“失业和经济稳定”也只是提升到了第4的位置，落后于禁酒令、司法行政以及违法。
这些民意调查表明，美国的“最佳公民”与1930年的经济困境之间阻隔得是多么深；对于公共事务总是那么倾向于——正如瑟曼•阿诺德后来评论的那样——用“一套道义上的回应”；公众对于禁酒令没能够成功禁止的担忧以及对于日渐显现的非法酒类交易与犯罪之间联系的关注都已经相当深入和普遍。
毫无疑问，禁酒令的法律正前所未有地、更广泛、更公开地被藐视，即使是在原来相对清醒、自律的人群里。正如“中镇”里的商人告诉林德夫妇的：“喝酒的人数在1927年和1928年增加了很多，而在1930年这一情况变得更严重并且更公开了。随着大萧条的愈演愈烈，公众的道德标准似乎一下子垮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萧条，但在1929～1930年以及1930～1931年的那个冬天，这里的事态发展变得不可收拾了。许多地方充斥着醉酒——人们举行私烧锦酒派对。女性喝酒与醉酒的情况也更为多见。”1930年秋天，华盛顿发现了一个酒类走私贩公然在参议院办公大楼内庄严的警区买卖他的货物。到1931年，在纽约，禁酒令的实施成为了一个笑柄，那些想要喝酒的人的选择不再仅限于去地下酒吧或是给酒贩打电话，有“兴奋饮料店”公开做着零售生意，他们唯一在表面上作出的妥协就是瓶子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那样一行行陈列着，为了不让正在巡查的警察感到尴尬，橱窗中只摆上几排石膏小雕塑。到1930～1931年的冬天，在纽约以外运营的轮船公司为那些嗜酒如命的人引进了一种新花样——周末把船开到12英里以外的地方巡游，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想去的目的地，除了“海上的自由”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