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我连自己有病都忘了，到了蒙彼利埃才想了起来。气郁症已经全好了，但所有其他病痛却依然如故，只是习以为常，不当回事了，换了别人，突然患上，准以为自己就要死了。的确，这些病倒不是疼痛而是吓人，使得精神的痛苦大于它们似乎预示其崩溃的肉体上的痛苦。这样，我便因强烈情欲的分心而不再去想我的病痛了，但它并不是凭空想象的，所以我一旦安分下来，便又感觉有病了。因此，我认真地考虑起拉尔纳热夫人的忠告和我此行的目的来。我去看了最有名的那些医生，特别是菲兹先生，而且为了小心谨慎起见，我在一位医生家里包了伙。他是一位爱尔兰人，名叫菲茨莫里，有许多医科学生在他家搭伙。病人在他家搭伙有一个好处，菲茨莫里先生收的膳食费很合理，而且在为搭伙者看病时分文不取。他负责按菲兹先生的处方抓药，并照料我的身体。他在节食疗法上是尽职尽责的，人们在他那儿搭伙是不会消化不良的，而且，尽管我并不觉得这种节食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可比较的事就在眼前，所以我有时心里不禁觉得，托里尼昂先生与菲茨莫里先生比较起来是一个更好的食品供应者。然而，由于大家也并不会饿死，而且所有的年轻人都快快活活的，因此，这种生活方式对我确实有好处，使我不致再陷入慵懒倦怠之中。我每天早上服药，特别是喝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水，我想是瓦尔斯矿泉水，再就是给拉尔纳热夫人写信，因为我俩一直有书信往来，而且我卢梭是负责在收转其友杜丁的信件。中午时分，我便同共餐者中某些青年去拉卡努尔格溜一圈，这帮年轻人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去吃午饭。饭后，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件重要的事，一直要干到晚上，那就是到城外去打两三场木槌球，输者请吃午茶。我不玩，因为我体力不够，球技欠佳。但我下注，而且，由于事关输赢，我跟着球员和木球在凹凸不平、满是石头的道上跑来跑去，这倒是一种既有趣又有益的运动，对我非常合适。我们在城外的一家小酒店吃午茶。不用说，这些午茶吃起来都挺快活的，但我要补充一句，虽然小酒店里的姑娘们很漂亮，可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菲茨莫里先生球艺高超，是我们的头头。我可以说，尽管学生们名声不佳，但我觉得这帮年轻人的道德和正直是成年人中很难看到的。他们喧闹而不浪荡，活泼而不放纵。如非强逼，我是很容易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如果它能永远这么继续下去，我真求之不得。这帮学生中，有好几个爱尔兰人，我试图跟他们学点英语，以备去圣-昂代奥勒镇之所需，因为离我去那儿的时间不远了。拉尔纳热夫人每次来信都催我去，而且我也准备听从她的吩咐。显然，给我看病的医生们一点儿也不明白我的病痛，把我看作一个无病呻吟的人，因此，便拿豨莶、矿泉水和炼乳来应付我。同神学家完全相反，医生和哲学家只把他们能解释的看作真的，而且以自己的智慧作为可能与否的尺度。这帮先生对我的病一无所知，所以我就算是没病了吧，因为怎么能怀疑医生不是无所不知的呢？我看到他们是想糊弄我，想把我的钱骗光，而且，我觉得在圣-昂代奥勒镇的她将不会比他们差，甚至更强，我便决定去投奔她，并抱着这一明智的意愿离开了蒙彼利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