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重登北京政治舞台之际，正值寺内正毅担任日本首相，寺内虽出身军方，但其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却较其前任大隈重信为“温和”，提出“尊重并拥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增进两国间友好关系”、“尽可能和各国保持协调”的对华“新”政策。为此，日本还和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对手美国在1917年11月2日订立“蓝辛——石井协定”（蓝辛时任美国国务卿，石井菊次郎时任日本特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美日重申在中国尊重“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这当然并不说明日本改变了其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而是不同的日本政治家在对华政策的策略和形式上的不同考量，即担心对华“硬”扩张的“霸道”政策激起中国国内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和欧美列强的反弹，而改行对华“软”扩张的“王道”政策。但是，寺内的对华“新”政策仍然强调“努力使列强逐步承认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对满洲和内蒙应扩大日本的“特殊利益”，对福建确保“特殊关系”，对山东“设法使德国战前在该省所享有的一切利权归于帝国所有”，其实质仍不脱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框架。不过，寺内对华“新”政策在公开表现上的相对“柔和”、“温和”的一面，却可为二次复出后正欲争取列强支持而稳固自身地位的段祺瑞所利用，而在段的左右亲信中，不乏与日本有较多往还、在情感方面较为亲近日本的政经两界人物，其中尤以段内阁的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为代表，他们在推动段祺瑞建立与日本的密切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