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农经验”一经推出，便得到大规模宣传，具有典型性的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的报道，以及各地出版的论文集。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鲜明地采取了整顿的措施，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条战线的混乱。在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效果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使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止，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再度受挫。
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斗争与努力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的广大干部、教师受到了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的迫害，但是，强烈的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不仅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反而逐渐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不良状态中清醒过来，认真思索几年实践中所遇到的奇怪现象和种种问题，开始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性质及其带来的种种不正常现象的是与非，开始以较为冷静的态度面对“教育革命”,并努力在逆境中继续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他们怀着拳拳报国之心，顶着已经扣过来或随时可能扣过来的“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私有”“白专典型”等帽子，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业务学习、科研攻关。①
1975年6月至10月，由教育部主办的《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评论，倡导青少年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批判了那种“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教育革命”中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倾向，并强调，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些文章和评论有力地配合了教育领域的全面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