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莫蒂埃村的一座家具齐全的空屋子去。这座屋子在纳沙泰尔邦[3]的特拉维尔谷中，属她儿子所有，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一提议实在是及时雨，因为在普鲁士国王的各邦中，我自然不会再受到迫害，至少宗教问题在那儿不会成为借口。可我心里有一个难处，不便启齿，使我颇费踌躇。我生来所具有的对正义的爱始终在我心中燃烧着，再加上我心底里又倾慕法国，所以我便对普鲁士国王有所厌恶，我觉得他通过他的行为准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所有的人类义务的一切尊重全都践踏殆尽。在我装饰蒙莫朗西塔楼的装框版画中，有一幅这位国王的尊容，下方写了一首二行诗，末尾一句是：
他思想如哲学家，行为则是国王。
这句诗要是换在别人的笔下，则会是一句挺美的颂词，可是，在我的笔下，却有着一种并不模棱两可的含义，而且，上一句诗[4]也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含义。这首二行诗来看我的人全都看到的，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算少。罗伦齐骑士甚至把它抄给了达朗贝尔，而我深信，达朗贝尔一定挖空心思拿它去代我向这位国王取宠的。这第一个错还不算，我又在《爱弥儿》的一段中犯了个大错：大家在这一段中，从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5]身上较清楚地看到我暗指何人，而且这一影射并未逃过吹毛求疵的那帮人，因为连布弗莱夫人都曾多次向我指出了这一点。因此，我坚信我在普鲁士国王的生死簿上是被用朱笔勾过的。再说，假设他果然具有我斗胆地加给他的那些行为准则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及我这个作者就凭这一点也要让他龙颜不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恨得我要死，即使他们不认识我，但只要一读我的作品就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