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犹不足以言其祸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声以命其死亡，则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则知之未必贤也，是不足书以示后世。
柳宗元主张用唯物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和撰写历史，对于人的判断也是如此；像这样毫无根据的说法，是不值得写入史书给后人去读的。这些，是柳宗元对于史学工作所怀抱着的认真的精神和严肃的感情。
此外，柳宗元还指出《国语》记事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嗜诬”前人的地方，也有粉饰前人的地方，甚至还批评《春秋》记事有不真实之处。[254]
《非国语》一书是柳宗元的史学批评的代表著作。在这部书里，柳宗元对史家的历史观点、历史见识、历史评价的标准，以及史家对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书法当否，都有所论及；所论主旨，是反复强调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他以前，除刘知幾外，还没有别的史家能够这样全面地、具体地来总结史学工作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从历史理论上提出这么多问题。刘知幾《史通》是一部杰作，其成就主要在史学理论方面；柳宗元《非国语》也是一部杰作，其成就主要在历史理论方面。这是刘、柳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之不同之处。然而《史通》和《非国语》的历史命运却有某些相似之处：《史通》问世后，晚唐人柳璨“以刘子玄（知幾）所撰《史通》议驳经史过当，纪子玄之失，别纂成十卷，号《柳氏释史》”[255]。《非国语》问世后，既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作《是国语》[256]，更有人针锋相对地作《非〈非国语〉》。如宋人江惇礼撰《〈非国语〉论》，苏轼表示赞同说：“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为书尔。”[257]元人虞集之弟槃“尝读柳子厚《非国语》，以为《国语》诚非，而柳子之说亦非也，著《非〈非国语〉》”[258]。这种情况，正表明了刘、柳的史学批判精神所产生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