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书》和《唐会要》
隋唐五代时期的史学，在民族史撰述方面，在有关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记载方面，在佛教史撰述方面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五代时期撰成的《唐书》和《唐会要》二书，对于记述唐代史事、人物、典制，反映唐代政治兴亡、文明盛衰，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唐书》200卷（连同子卷，合214卷），含纪20卷、志30卷、传150卷。这是五代后晋时最重要的官修史书，始撰于天福六年（941），成书于开运二年（945），上距唐朝之亡（907）仅38年。先后参与编撰的有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吕琦、尹拙等；始撰时由赵莹监修，成书时刘昫为监修，由其领衔上奏，故题为“刘昫撰”。其实对此书撰成贡献突出的是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熙。赵莹的《论修唐史奏》，对《唐书》的体例、内容、史料搜求、撰述方法提出了具体建议并被采纳。贾纬曾“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撰为《唐朝补遗录》65卷，以补武宗以下至唐末事。他们二人在定例、补阙方面，出力尤多。[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