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三百多年共修会要十一部，皆已散佚。
5．玉牒所　玉牒所主要是掌修皇室族谱。其机构设置一般在秘阁之中。宋代的玉牒所始设于太宗至道初年，宰臣提举。宋代所修的玉牒有四种，即皇帝玉牒、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系录、宗支属籍[20]。皇帝玉牒类似于正史中的帝纪，“专书一代大事”[21]。玉牒所虽属修史机构，但因其内容专属帝室，所以其规模要比实录院、国史院、日历所、会要所小得多。
官修史书，宋代为盛，修史机构的完备，修史制度的健全都比前朝有很大进步，尤其官修史书属于当代史范畴，更推动了统治者对修当代史的重视。宋代重视修史，主要出发点在于“订正旧史，以明国论”[22]，完全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但是官修史书汇集了大量的文献，这就为私家修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官修史书促进了宋代当代史的发达；完备的修史制度，对宋代史学的辉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新史体的创立
宋代史学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新史体的创立。宋人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宋代文化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史学上的突出成就就是史书体裁多样化和新体裁的创立。
《通鉴纪事本末》
首先是振兴编年体史书，其代表作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两汉以后，编年体史书也有一些名著，如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但相对纪传体史书的情况而言，编年体史书名家少，传世之作更少。从唐后期，史家开始不满意这种情形，就纪传、编年体孰优孰劣展开争论。北宋建立，宣传春秋大一统的《春秋》学发达，要求贯通历史总结盛衰的思潮出现，这些都促使编年体史书再度繁荣。其次是纪事本末体的创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以事件为中心，同时吸收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及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长处，自成一体。宋孝宗称赞袁枢的作品，说是“治道尽在是矣。”再者是朱熹创立的纲目体，其代表作是《通鉴纲目》，此种体裁的特点是“表岁以首年”，逐年上行外书年岁甲子等；“因年以著统”，即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大书以提要”，用醒目大字把该年史事以提要形式写出来；“分注以备言”，概括来说，是详注史事，辑录史论、史评。这种形式能更好体现出朱熹理学观点，又能反映历史过程的连续性，突出历史大事，把叙事与评史论史糅合为一个整体。另外一种是学术史体裁，李心传的《道命录》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术体裁史书，它开启了后世学案体史书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