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鉴于蒙古汗位继承制度的混乱，积极向忽必烈建议早立太子。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郝经，在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刚刚即位，他就写了《便宜新政》十六事，最后一事就是“立储贰以塞乱阶”。
郝经说：“国家数朝代立之际，皆仰推戴，故近世以来，几致于乱，不早定储贰之失也。若储贰早定，上下无所觊觎。则一日莫敢争者。且使朝夕视膳，或出而抚军，守而监国，练达政事，此盛事也。”
郝经建议忽必烈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采用汉法，以避免大蒙古时期汗位继承的纷争。
忽必烈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也有确立皇储之意。但当时忽必烈始行汉法，把注意力首先放在“立国规模”上，加上他当时正值壮年。还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则是，立皇储是对蒙古传统的忽里台选举制的破坏，必然遭到蒙古宗王的反对，为了团结大多数，减弱反对派的势力，忽必烈没有把立皇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只是于中统三年(1262)十二月诏封嫡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实际上已作为储君使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