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引文可以知道，黑氏承认中国历史的非他国可比的长久连续性，但是他又把这种连续的历史说成非历史的历史；他承认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但是他又把这种统一性说成抽象的统一性;他承认中国历史著作或史学源远流长，但是他又把中国的史书或史学说成只重事实而“毫不寓有历史的判断和理性”（ohne alles historsche Urteil und Rsonnement）。总之，在黑氏眼中，作为事实过程的中国历史不过是一大块内部没有矛盾、没有理性，从而结构单一、久经岁月而不变的顽石，而作为文字叙述的中国历史也不过是一大堆不含历史判断与理性的、冗长的事件的流水账而已。
由上文可见，黑氏在其《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本性的误解或曲解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他的全部论述与结论都是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中进行的；第二，他的错误并非仅仅表现在个别的、零星的问题上，而是涵盖了历史的、史学的和理论的（历史哲学性的）三个层次，其本身就是一个三维结构的整体，因此，我们的回应，首先必须是以比较研究为基础的，同时应该且必须在这三个层次上来依次展开。这就是我们的此项研究涵盖着历史、史学和理论三个层面的比较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