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圻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评论
明代史家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以接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著254卷，也是一部典制体史书的巨制、名作。它分为三十门，比《文献通考》增多六门；记事上起南宋宁宗时期，下迄当世。王圻自谓在内容、体例、时限几个方面，都是马书的续作。同时他也指出，《文献通考》“详于‘文’而‘献’则略”[3]。他说的“文”，是指历代典籍；“献”，是指“上下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的言论。这本是马端临的思想，但他认为马端临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学术主张，因而要弥补这一点。这是续作中包含着的发展。
王圻对《文献通考》的发展，最有意义之处是补叙了辽、金典制。而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也反映出他在史学批评上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凡例》第二条中做了这样的说明：
宋真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按马端临字贵与）乃宋相廷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缺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美恶之可为戒法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4]
尽管处在元、明大一统政治局面之下，王圻如此重视辽、金事迹，仍是难能可贵的。从这里也可看出他对《文献通考》的评价，是有独立见解的。但他对《文献通考》不载辽、金事迹并未采取严厉批评的做法，而是设身处地地分析了其之所以如此的两种原因。一是马端临是宋朝丞相马廷鸾之子，不愿涉及辽、金史事；二是宋、元之际，天下未定，文献难得，欲记而不能。这里，究竟他说的哪一种情况更符合马端临的亲身实际，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评论此事时所反映出来的方法论。一则，他注意到了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时的历史环境，即“宋末播迁之际”，辽、金典籍搜求困难。二则，他体察到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曾任宋相这一特殊的身份，可能会影响到马端临在撰述上的取舍。这两点，不论属于何种情况，都是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