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经学作为意识形态权威的失落。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学术文化方面的，即西学东渐的冲击和经学经世功能的丧失。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东侵而来的西学东渐，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传统学术经世意识的勃发。应该说，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是从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起步的，但从洋务、维新到新政的依次递进的近代化过程中，其根本的指导思想基本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藩篱。尽管“西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中体”的限制也在日渐加强，并最终直接制约了近代化的进程。因此，20世纪初年，在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当人们反思中国近代化运动成效不著的原因时，便自然地迁怒于“中学”的无用。有人曾经尖锐地发问：“且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今之忧世君子，睹神州之不振，悲中夏之沦亡，则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学术的经世功能已经丧失殆尽。与此同时，便是西学的风靡与新学的衍生，更使传统经学难有藏身立足之地。如张之洞所谓：“近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又如皮锡瑞所说：“乃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传统经学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其二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即制度变革的影响。戊戌维新至新政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以及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教育的兴起，使传统经学逐渐丧失其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新学渐有取代旧学之势。其时，“士皆舍孔孟之学而学洋夷之学”，“洋学既盛，孔孟之学遂无人讲”。尽管张之洞等人在制定新学制时也曾特别考虑到经学在新教育体制中的重要位置，他们在《学务纲要》中特列“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一条。然而，科举制废除以后，新学得以迅猛发展，对经学的生存问题提出了严重挑战。“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人心如是，习尚如是，循是以往，各项学堂于经学一科，虽列其目亦止视为具文，有名无实。”新学之士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以追新趋西为时髦，以至于到了数典忘祖的地步，“其于本国文有不能缀句者，本国经传历史及现今情势有茫乎不知者”，因此时人惊呼，“保存国粹主义，为今日一大问题”。其时创办存古学堂热潮的勃兴与国粹主义思潮的盛行，正表明传统经学确实面临着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