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农民起义，也不可能摆脱这种观念，带上极浓的迷信色彩、宗教色彩，自命为“真命天子”，天下未打下来，便早早称上皇帝，并且为高度集中的权力而开始了内让，为个人的神化而大造舆论。中国的农民，没了皇帝便过不了日子，动不动便得靠“金口玉牙”作公断，指望青天……等等，正是一种丧失历史意识、丧失独立意志的“自在”，走向反面便是暴民意识。所以，一乱一治，古代哲人便也仅把“乱”当做一种维持平衡的过渡。而自宋之后，大一统的局面更稳固，也用不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观了。
这种“理学”带来的历史性大灾难，不独从戴震所说的“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漫漫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可看出来，在两次落后民族人侵，君臣们束手无策，只待“尽忠”，最后沦为异族的奴隶，也可以看得更清楚。可以说，这是一门制造完美无缺的奴才（内圣）的学问。理学家们的迁腐、愚昧、冷酷、残忍，却对外患手足无措。所以，它也是一种“内耗”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