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作为清政府实行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其基本精神是吸收一些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文明为巩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服务。这从表面看来似乎折衷东西，不偏不倚，实际上封建主义的“中学”是“本体”，居于主导地位，而资本主义的“西学”是“器用”，处于被支配地位，要为封建主义的“本体”服务。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得十分清楚：“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28]在他看来，中、西学的主从关系必须分清，不能有丝毫含糊。诚然，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中体西用”论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性的思想口号，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洋务派赞同它，早期改良派也赞同它，戊戌维新派也打过它的旗号。但是，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大不相同。那么，清朝统治者对“中体西用”是怎样理解的呢？张之洞所写的《劝学篇》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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