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雅斯贝尔斯发现，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在已经泾渭分明的院系分工体制内，一位优秀的学者很可能觅不到一席容身之地，而一位平庸的学者，可能因为他的工作贴合传统的组织体系而受欢迎。这点也是众所周知的，行政管理机构一天到晚脑子里盘算的都只是自己的利益。②一些优秀学者往往由于惧怕竞争的原因，从根本上就受到排斥，于是，那些二流的“称职的人”,那些在学术上和自己处在同一个水准的人，就被选中了。这样，现实的人才选拔制度倾向于选择二流的人才，这几乎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怪圈。“大学的制度很容易被利欲熏心的学者利用，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这些人会或多或少不留情面地利用自己的名望、关系和朋友来提携某些人。完全由某个思想流派的几个代表人物分别执掌大学的权力，这种现象自从黑格尔生活的时代以来，一直就是人们批评的对象。”③
更令雅斯贝尔斯感到遗憾的还在于，大学学术自由的特权，却沦为了学术真诚交流的桎梏。大学成员理论上所享有的学术自由，实际上助长了一种不良风气，那就是各位都封闭在自己的领域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大学再也没有可以吸引大家达成共识的事情了，共识只是被圆滑地用于正式场合，互相礼让抬举而已。基本的批评已不复存在了，交流本是为了澄清问题和明确主旨而展开的心智交锋，现在却变成了由单纯的礼貌考虑所支配的纯粹的外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