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当时古文运动兴起之艰难。
宋初的古文运动，矛盾直指浮靡轻薄的西昆体，柳开首举古文旗帜，王禹偁、穆修、石介等殿其后，旗帜鲜明地捍卫和继承韩柳古文遗风，主张文章应“明道”、“传道而明心”，即抛弃委靡不振、华而不实的文风，向平铺流畅的致用方向发展。这些古文先驱的呐喊，对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欧阳修、王安石与北宋中叶的古文运动
正当宋初西昆派文人酬唱对答正酣之际，宋真宗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下了一道诏令，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巧”。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亦庶复古风”[10]。真宗诏令出于维护名教的需要，倡导复古，对西昆派文风是一次打击。仁宗朝，欧阳修、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登上文坛，他们继承和发扬宋初复古主义的传统，把宋代的古文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北宋中叶古文革新运动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要推欧阳修和王安石。
欧阳修积极提倡古文，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并建议天子“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11]欧阳修对当时文风的批评和革新主要是针对“太学体”的。“太学体”其实是古文的一个变种[12]，它形成于庆历年间，始作俑者是石介。“太学体”的主要特点是“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13]，也就是《四朝国史》上所说的“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太学体”之所以得以在广大士子中流传，主要是与石介、孙复在太学担任主考官和试讲有关。因为在石介看来，“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为文不尚其浮华，直以宗树乎圣人之教”[14]。这种太重视思想而放弃“文”的文章，写出来只能是“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因此欧阳修认为“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15]是一种文弊，所以他对“太学体”痛加排抑。嘉祐二年（1057年）他知贡举，凡写此类文章的人一概不取。苏轼等人“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16]，则毅然拔擢。尽管发榜之后，“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躁于马首，街逻不能制”[17]，但士林风气为此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