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出笼，以梁启超的聪明和敏感，不会不知其后的背景，但他仍不顾袁世凯的利禄诱惑与恐怖威胁，于1915年9月初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在发表前修书致袁世凯，明告“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谬倡异论者，徒见其利，未见其害，轻于发难，实恐摇及大局。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独念受我大总统知遇之深，若心所谓危而不以告，殊违古人以道事上之义。”他在文中论述了所谓国体与政体问题的异同，认为“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又道出了君主制不可复的浅显道理，即“我国共和之日，虽曰尚浅，然酝酿之则既十余年，实行之亦既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既变之后，官府之文告，学校之教科，书报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因此他的结论是：“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如梁启超所言，他发表此文“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表现出其“以今日之我否定旧日之我”的勇气精神。梁启超此论既出，反对帝制的立场义正词严，而且以其过往之名声及多家报纸转载之效应，更易引起社会关注，一时间街谈巷议，反对帝制者深受鼓舞。进步党人由“非袁不可”到“非去袁不可”的转变，对反袁阵营的形成与袁世凯的败亡有重要的意义。诚如论者所谓：（1）进步党的领袖，与北洋派的文武要人夙通声气，可以摇动北洋派拥袁的础石，纵不能使北洋派人物积极地反袁，至少可使那消极反袁的益趋于积极；（2）进步党的领袖，夙以稳健两字博得惰性国民的同情，现在转为积极反袁，使许多人知道反袁不是革命党的多事了；（3）进步党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与官僚复辟派人发生关系，在新势力方面，又可以与国民党的温和派连为一气，而国民党的温和派自然与激进派可以联络的，因此进步党人与激进的国民党人也一时成了朋友。于是，各种消极、积极的反帝制势力，不知不觉地形成一条不自然的联合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