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考史原则，已如前述。他从青年时代起，开始撰写此书，自谓“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乾隆三十二年（1767），着手编次，且“岁有增益”。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复加讨论”，做最后的审订。而他的自序，撰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可以看作是全书定稿的时间。自序说：“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伫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84]从这里，可以看出，《考异》重在文字、义例、舆地、职官等方面。但实际上《考异》所涉及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阮元论钱大昕学术有“九难”；第四至第八是：“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此人所难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难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此人之所难能六也；先生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之本，此人之所难能七也；先生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此人所难能八也。”[85]以上几条，实则都贯串于《考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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