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官之名，肇见于隋，而其实则由来已久。汉之大夫、郎等，既无职守，亦无员数，但备侍从顾问，特进、奉朝请亦优游无所事，即后世所谓散官也。但未尝别立散官之名，与执事官相对耳。魏、晋以降，开府仪同、特进以及诸号大夫、诸号将军不任职者甚多，犹汉法也。隋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勋劳，是为唐所谓勋官。又以特进及诸号大夫为散官，诸号将军为散号，是则唐所谓文武散官也。炀帝及唐皆有改革，然官名虽改，而勋散恒析为两途。而唐又有检校之法（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左右仆射、六部尚书等，宋初犹必加检校，然后得除开府；既开府，然后得除三司）、功臣之号（始于德宗），故唐臣之有功者，或叙阶，或赐勋，或加检校，或赐名号，又申之以封爵，重之以实封，其酬奖之法，初无一定。宋则合为一途，郊祀则功臣酬勋若干级，进阶若干等，彻国若干户，举以与之。人但见其烦，而不知其用意之周矣。明代仍有文武勋官。清省。
官禄至近代而大薄，亦为官吏不能清廉之原因。古者禄以代耕，以农夫一人所入为单位，自士以至于君，禄或与之埒，或加若干倍。在位者之所得，在一国中居何等，较之平民相去奚若，皆显而易见。后世生计日益复杂，此等制度自不易行。然历代官禄多钱谷并给，或给以田，至明世始专以银为官俸，而其所给，乃由钞价转折而来。清代制禄，顾以此为本，而银价又日落，官吏恃俸给遂至不能自存矣。汉代官禄：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百石奉月十六斛。汉一斛当今六十斤，则中二千石月得今百余石。即百石亦近今十石，而赏赐又在其外（元帝时，贡禹上书：“臣为谏议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按：前汉官禄，亦钱谷并给，见于此。汉时谷价石仅数钱，黄金一斤值钱万，而当时赏赐金有至千斤者，亦可谓厚矣）。二千石以上致仕者，又得以三分之一禄终其身（成帝绥和二年诏。按：宣帝时，尝以张敞、萧望之言，益百石以下俸十五。是年又益三百石以下俸。后汉则千石以上减于西京，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其能优游尽职，而无后顾之忧，宜也（汉禄之重如此，然荀悦己议其轻于古矣。见《申鉴时事》）。晋制，尚书令食俸日五斛，春秋赐绵绢，百官皆有职田（一品五十顷，递减五，至九品十顷），又得荫人为衣食客。隋制，正一品食禄九百石，每差以百，至从四品为二百五十石，自此差以五十，至从六品为九十石，自此差以十，至从八品五十石而最微（隋九品官不给禄）。刺史、太守、县令则计户数为九等之差（州以四十为差，自六百二十石至三百石。郡以三十为差，自二百四十石至百石。县以十为差，自百四十石至六十石）。内官初给廨钱，回易生利，后罢之，改给职田。外罢，给禄一斛，给地二十亩。唐制，略因隋旧。宋代给赐名目尤多，亦有职田，又有祠禄，以养罢剧告休之臣。要之，历代制禄厚薄虽有不同，其足以养其身，赡其家，使其润泽及于九族乡党而犹有余裕，则一也。自元代以钞制禄，明时钞法既废，而官禄顾折高价以给之，又罢其实物之给，而官吏始蹙然无以自给矣。《日知录·俸禄》条曰：“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原注》：‘《实录》、《会典》皆不载。’）。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又曰：“《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后又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自古官禄之薄，未有如此者。而清定官禄，顾以此为本，正一品岁俸银百八十两，至从九品仅三十两，给米斛数如银两之数，然米实不给，银又多折罚以尽。雍正后虽加养廉，犹不足自赡。于是京曹望得总裁、主考、学政等差，以收门生而取其贽敬，或抽丰于外官，收其冰敬炭敬。御使不肖者，参劾可以卖买。部曹之取费于印结，则明目张胆矣。上官取于属员，时曰办差；小官取诸地方，则曰陋规。清节既隳，贪风弥肆，人人蹙然若不可终日，官官以私利相护，委差缺则曰调剂，有亏累则责令后任弥补，若市鬻求丐然，无复以为怪者。或曰：“财产私有之世，人孰不求利，既求利岂有限极，而不闻亭林之言乎？亭林曰：‘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吏胥徒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日知录·河渠》）此不啻为今日之官吏写照也。夫人心不正，则虽厚官吏之禄，亦安能使之不贪乎？若曰禄厚则人重其位，不敢为非也。吾见夫为非者未必诛，守正者未必赏也。既上下交征利，则此必相护，为非者安得觉。且禄厚则其位极不易得，必以贿得之，以贿则必取偿于既得之后，吾见其贪求乃愈甚耳。今之居官富厚者，孰不足以赡其身家及于数世，其孰肯遂止。况于侈靡之事所以炫惑诱引之者，又日出而不穷乎？厚禄岂有益哉！”是固然，然则待至财产公有，人人不忧冻馁，不私货利，而后任官乎？处财产私有之世，欲人自不嗜利，终不可得，势不能已于监察，然亦必禄足以赡其身，而后监察有所施。不然，虽管、葛复生，无益也。人之度量，相越固远，众虽嗜利，固必有一二人不嗜利者，今日所冀，则此不嗜利之人获处于监察之位，使众嗜利之徒有所惮而不敢肆耳。重禄者所以使监察有所施，非谓恃此而遂已也。赵广汉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杨绾承元载汰侈，欲变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可谓知所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