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了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认为：“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26]这个评价，不仅扩大了“二重证据法”的内涵，而且把它视为具有开“风气”和示“轨则”的普遍意义。陈氏本人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这些话，对于推动这种“风气”、实践这一“轨则”，起了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治史，其方法亦大较同此。其不同于王国维者，是他更注重于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如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即是“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以补“吾国史学之缺憾”。[27]他以诗文证史，如所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是这方面的开创性杰作。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同王国维、陈寅恪比较起来，他有更多的关于考证的方法论的论述。他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他又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28]。他撰写《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就顾颉刚、刘藜等人的古史辩难发表见解，认为：“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29]他还撰写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认为：“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30]胡适所讲的这些，中心是考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其特点是反复申说“科学方法”[31]，故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发展之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