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辩驳。马克思主义者也继续批评胡适的观点。如陈独秀于1920年年底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批评“有一班妄人”，“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瞿秋白于1924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上批判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爆发，表明了原有的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分化成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唯物史观派”和以胡适为首的“西化派”。
继“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间，从1920年年底起围绕“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又展开了新的争论。张东荪于这一年12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认为中国极端贫穷，多数人没有能过“人的生活”，中国需要的是“得着人的生活”，因此要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支持张东荪关于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救中国的主张。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受到了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