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就在于这“健全”二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他也爱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轭，攻击虚伪的美学，虚伪的道德的时候，并不像这些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出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的，藏有未来的种子的生命。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毫无果实。那是一种光华灿烂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艺术；当然是一种美的形式，美的传统，外边冲来的淤沙淹没不了的传统；一种像戏剧的戏剧，一种像风格的风格，一批熟练的作家，很能写文章的文人；是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当美丽的骨骼。可是也仅仅限于骨骼。铿锵的字眼，悦耳的句子，空空洞洞的互相摩擦的观念，思想的游戏，肉感的头脑，长于推理的感官；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的供自己享乐以外，毫无用处。那简直是往死路上走。而这个现象，和法国人口激减的情形相仿，是全欧洲不声不响地看在眼里而私心窃喜的。多少的聪明才智，多少的细腻的感觉，都浪费于无用之地，虚耗于下流可耻之事。他们自己可不觉得，只嘻嘻哈哈地笑着。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差堪安慰的也只有这一点：这些家伙还能够痛痛快快地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没希望。他们装作正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欢他们了；他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一边自命为宣扬一种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