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蔡京和一些朝臣的反对并不能阻止徽宗对童贯的信任和重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童贯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徽宗想让他出使契丹，这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人说：“使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如今派一个宦官去做使者，岂不要被人耻笑，说我们国中无人了吗？”徽宗说：“契丹人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十分佩服，想见见他，所以才派他去做使者。”童贯终于被派出完成这项外交使命。出使归来，童贯觉得自己更是为国立了大功，有了政治资本，也愈加骄横跋扈。徽宗对他也更加宠信，让他以太尉的身份兼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开府议同三司，不久又主管枢密院，节制九镇，被封为太傅、晋国公。这一连串的头衔，使他的职位差不多等同宰相，在权势上更是超过了宰相。此时，人们开始戏称他为“媪相”。
童贯在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因急于邀功，轻启战端，屡遭失败，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却屡建“功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腊在江浙一带发动了农民大起义，由于人们无法忍受当时的残酷统治，纷纷揭竿而起，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百余万人，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所到之处，杀死贪官污吏，城池望风而降，整个东南为之震动。朝廷大臣见已无法隐瞒，只好奏明徽宗，派童贯前去镇压。童贯先是奏请徽宗罢除花石纲之役，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然后率领山西、陕西一带的精兵十五万人火速赶赴东南。在童贯的残酷镇压之下，方腊农民起义终于被扑灭，方腊本人也被俘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