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伍叔傥去了台湾,后流转东京、香港等地。在日本,他本来受聘于东京大学,但受到一些学生的排斥,生活过得清贫,便又收了些私人弟子,在外教授中国文学。一九五三年初,胡适访日,在东京大学文学院招待会上碰到伍叔傥,约他第二天单独见面。胡适关切地问伍叔傥,是否有意换到其他大学去教书。伍叔傥表示在外国学校教中文没有很大的兴趣。胡适说:“你要怕日本人改汉字,一个人登在这里没有什么用。改也好,不要反对他。”从这次谈了之后,伍叔傥非常佩服胡适的聪明才智:“考据小心,而神明映澈,毫无呆气,确是人才。语言之妙,真如有人夸吴清源下棋,一着顾到几十着。”对胡适的观感也因此与二十年前大不同了。
伍叔傥与胡适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八年,东京大使馆。那次他们谈了对近代新文艺作家的看法,意见很相近。伍叔傥感叹:“世故深了,距离自然也不至太远。”并承认胡适很多通方之论,丝毫没有冬烘气。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伍叔傥即写了《敬悼胡适之先生》,发表在三月出版的《祖国》周刊第三十七卷第十一期上。
先生负天下盛名,四十余年。死之日,几于无疾而终,以温良恭俭让的先生,死得没有什么苦痛,至少,在我感到安慰,同时有点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