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情趣，苏青并不是不能领略，只是因为由于生活的负荷使得她不得轻扬放松。苏青的生活，于张爱玲相比较，明显的有“挣扎”的意味，尽管并不是那种底层的奋斗。她比张爱玲多了孩子、母亲、弟妹等人的负担；写作之外，并且还多了办刊的繁杂事务。除去这些，还有她作为出走的娜拉的归宿问题也亟待解决，也就是张爱玲说苏青的“谋生之外也谋爱”。而谋生，是在封建意识笼罩社会、男人掌管一切的环境里谋生，谋爱则更是毫无例外地需要向男人去谋求。
因此对于男人的看法与结论，苏青与张爱玲有很多是不同的。就算是相同的，得来的过程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张爱玲可能只是费了些推究的功夫，但是苏青则经常是亲身感受而不免中含辛酸的。“好色”这个词，在张爱玲的散文中竟然不曾出现，在1950年以前的小说中也只出现过一次（《创世纪》），想来这是由于她生活圈狭小，不大有被好色男人骚扰的经历。
但是苏青就不同了，她必须与之应酬、打交道的，从官员、文人到书贩绝大多数为男性，她独自周旋于一群异性之中，不仅要应付别人还要保护自己，领教过男人的好坏种种，也必定受过不少委屈。因此她仿佛下结论似的说：“没有一个男人不好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