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太祖遣使责国珍贡粮二十三万石，仍以书谕之。
国珍之初降也，约云：“杭城下，即纳地来朝。”及克杭州，据境自若，时时遣间谍觇我虚实。上以书责之，曰：“汝初纳款，谓杭州克，即献土来归。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贵之良谋也。岂意汝怀奸挟诈，阳降阴叛，数相愚弄。张士诚与尔坏地相接，取尔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尔者，诚以吾力能制之。尔故得以安处海隅，坐享三郡之富，是吾大庇于尔也。尔乃自为不祥，背弃信义，时遣奸细觇我动静，潜结陈友定以图相援。彼自救不暇，何暇救人？尔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尔，吾师下姑苏，南取温、台、庆元，水陆并进，无能御也。尔早于此时改过效顺，能尽以小事大之义，犹可保其富贵，以诒子孙，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与我较一胜负，亦大丈夫之所为。更不然，舍三郡之民，为偷生之计，扬帆乘舟，窜入海岛。然吾恐子女玉帛，反为尔累，舟中自生敌国，徒为豪杰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尔宜慎思之”。书至，国珍大惧，集弟侄及诸将佐决去就。其郎中张本仁曰：“江左之兵方围姑苏，姑苏勃敌也，国富兵强，高城深池，怀必死之志，胜负难必。彼安能轻越千里而取我？”刘庸曰：“江左兵多步骑，步骑平地用也。施诸海滨，其如吾海舟何？”国珍弟侄多以为然，唯邱楠争曰：“此二者皆非所以为公福也。惟智可以决事，惟信可以守国，惟直可以用兵。江左一下姑苏，出兵南向，乘胜而驱，责吾背叛之罪，辞直而师壮，吾谁与为援者？将一败涂地矣。莫若遣使奉书，明示不敢背德，庶几可以解纷息兵，而公得以常保富贵，福及子孙。不然，祸至无日矣！”国珍素戆暗，不能决，惟日夜运珍宝，集巨舰，为泛海计。（《太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