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会考所呈现出的现状和可能给个人、家庭和民族带来的灾害，陶行知满含激愤地写下了《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一文。文中写道：“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奇怪的很！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民族生存力的教育行政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敷衍，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武断……”[26]
既然这样的教育不能造就合格的共和国公民，既然这样的教育带来的是民族生存力的大规模消灭，那么这样的教育就必须早日送进坟墓，以充满活力的生活教育取而代之。
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早在1922年初就曾经用英文来解释：Education of life. Education by life. Education for life.[27]后来至少两次给生活教育下定义：“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Life education means an education of life，by life and for life ）”[28] “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