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二哥当时怎么想的。我站在那里，离他大约十米远，想马上挪动脚步离开他远去，却不知为什么双腿像灌了铅水一般沉重，僵在那里，足有好几分钟。
分明是陈伯伯。但真的是陈伯伯么？是那个在1919年5月4日当天，在游行队伍中激动地跳起双脚，高喊爱国口号的激昂生命么？是那个在钱粮胡同我家，形象健美衣着光鲜，常以一串爽朗的笑声引发欢欣的活泼生命么？是那个曾在仰光镏金大佛塔前，满脸自豪地留影的那个庄严的生命么？是那个坐在家里沙发上，爱妻将丰满的胳膊围搭在他肩头，恣意地享受着情爱的那个惬意的生命么？……后来知道，那时候虽然他家已经搬到白家庄轻工设计院附近的宿舍楼里，住房条件更加优越，但他被揪出以后，已经不允许回家，家人也不能探望……
随着运动的发展，一度陈伯伯那样的“死老虎”已不在旋涡中心。但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又被冲到了风口浪尖。他被指认为“资本家吸血鬼”。他解放前在造纸厂确有股份，解放后很长时间里他领取定息。他在“革命委员会”给他的纸张上，写下为自己辩护的话，他认为自己拥有股份和领取定息，都是心安理得的，那是厂方，包括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对他知识与技术上的奉献给予的一种工资以外的酬劳方式。他又被指认为“共产党的大叛徒”。专案组从旧报纸上查到了“昨北大共党分子陈晓岚被捕校方紧急营救”一类的新闻。他在专案组提审时试图解释，他虽然在1923年到1926年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但那并不是1921年在上海秘密成立的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比中国共产党还要早，参加活动的人士可以每次必到，也可以选择参加，更可以自动离开。他说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领导，是严格保密的，他并不知情。他那时确实醉心于共产主义，参与一些相关的社会活动，反动军阀将他以“共党分子”逮捕，报馆称他为“共党分子”，都是那个时代常有之事。他既然并没有参加过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那个共产党，他又怎么会是共产党的叛徒呢？……他的辩解给他带来的只有拍桌痛斥与拉出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