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永年政变后赴日，幻想“各国干预”，自立军起义时愤而削发，有着一定局限。但从《直纪》和笔谈、题诗看来，他在政变前夕，参预筹商对策，力言袁世凯之“不可用”，以及“举事”之欠“审谋熟虑”。赴日后谒见孙中山，有着反清的民族意识。此后，他多次回国，联络会党，酝酿“大举”，并劝导唐才常和康有为断绝关系，不失为一位有志之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和革命尚未明确划分界限之时，毕永年可说是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的人物，只是因为遗文较少，史书鲜载，以致对毕永年思想的研究目前尚乏专文。为此，将海外新发现的《直纪》、笔谈、遗诗等进行汇录、考释，也许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
[1] 明治三十二年二月八日，机密第12号，受第276号附件，总491315—491318号。
[2] 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3] 并上雅二：《世路日记》第九册，手稿，日本明治文库藏。
[4]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44页，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