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等为吕、武、操、莽所不容，空拳徒张，寸心未死，忍留七尺，来哭秦庭。适值贵邦政海翻澜，朝士汹汹，洵莫能执咎。事机迅逝，后此难追。既为敝邦痛，抑亦为贵邦惜也。窃察贵邦人士颇有畏露如虎之心，仆以为露之为东方患，虽五尺童子皆知之矣。然我东方欲自保独立，必及露人羽翼未成，庶几尚可以之〔止〕之，则今日正其时也。及今所〔不〕图，数年之后，岂复有图之之时哉！仆甚不解贵政府之徘徊瞻顾者，将欲何待也。敝邦虽孱矣，然一二年来，南部诸省，民气奋发，智力开张，颇异畴昔，以湘拟长，以粤拟萨，未敢多让也。愿〔顾〕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迫，故仅扩国内之力而即可成。敝邦今日敌氛四张，非借友邦之助而难奏效，是则所以深望于贵邦者耳。
函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等对帝俄扩张的野心十分愤恨，但又对日本存有幻想。查政变前，伊藤博文来华，康有为曾访伊藤于日使署，请其“维持东方时局”，于觐见光绪时“进而教之”。并请向慈禧“剀切陈说”，以使“回心转意”[17]。政变发生，康流亡日本，梁启超又于9月27日上书伊藤博文、林权助，谓据《国闻报》载，慈禧谕称光绪病重，他以为“寡君之生死，敝国存亡之所系，而敝国之存亡，又东方大局之所系也。今者强俄眈眈，视东方诸邦已如彼囊中之物。苟敝国之自立，舍寡君而外，他无可冀者”[18]。此函又说：“非借友邦之助而难奏效。”把中国的存亡，系之光绪一人，甚至想请伊藤“干预内政”，借以“维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看到南方“民气奋发”，又只是“以湘拟长，以粤拟萨”，还是想有长洲、萨摩诸藩那样的人，完成“尊王攘夷”的“维新大业”，只是不久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接触后，梁启超的思想才一度转变。这封信，无疑对研究政变后康、梁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演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