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1951年董纯才在《人民教育》发表的《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中却悔悟说对陶的评价既夸张又不真实，认为“中国新教育的基石，不是别的，而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中国解放区人民教育的实践。”[78]
截止1953年5月仅《人民教育》就刊登了12篇文章，以不同的侧重点和尖锐性竞相论证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荒谬。[79]潘开沛的文章《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登峰造极之作。[80]潘开沛在抗日战争中曾在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在这篇论战檄文中激烈地抨击陶行知的教育学。他虽然承认陶行知曾是共产党的朋友，但对共产党开办的教育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解放区的人民教育是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创造的，绝非仿效陶的生活教育。对于陶行知今天是否还有意义，他进一步指出，眼下在建设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中，必须与陶划清界限，因为如果现在还采用生活教育的办法，将会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81]
社会上也开始普遍认为：陶行知已经过时了，他的理论对于当前不再重要，充其量还具有反面意义，人们必须摆脱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恶劣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