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回藏之联合
西藏和蒙古，本来是无甚关系的。从元世祖入藏以来，红教的高僧八思巴，首得世祖的尊信。其余的高僧，受封为法王、国师的也很多。喇嘛教僧徒，一时在中国，很为得势。虽然民间不免受其扰累，然而这只是一时的事，要是把眼光放大了看，喇嘛教的传布，对于中国民族的结合，是很有功劳的。红教的行于元朝，是喇嘛教感化蒙古人的第一次。到黄教受俺答的尊信，则是第二次了。从此以后，漠南北犷悍的游牧人，就因受宗教的感化，而变为驯良。从16世纪末叶到现在，300多年，中国北边，就无甚边患。[7]而以西康、青海地方，地势的崎岖，部落的错杂，其文化能渐趋于一致，也是喇嘛教传布之功。元明清三代政府，对于喇嘛教，都是很尊崇的。元朝不必说了。明时，西藏之地，称为乌斯藏，其僧徒，也有来朝见的，亦都受有封号。清朝在关外时，就和达赖音信相通。世祖入关，又迎达赖到京，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后来班禅也受有额尔德尼的封号。[8]元时，西藏的政治，是属于宣政院的。宣政院的用人，是“僧俗并用”。其行政则“军民通摄”。清朝虽设有驻藏大臣，然于西藏的政治，实在不甚加以干涉，宗教更不必说了。有人说：“元世祖的尊崇喇嘛教，是借以笼络西藏人的。清朝则兼用此法，以笼络蒙古。”其实政治、教化，当各随其习尚。西洋唯其政教不分，所以每因争教而至于冲突；而政与教之间，又要相争。中国则把政教分开。政府并不干涉人民的信仰。人民所信仰的宗教，政府对于他，也表示相当的敬礼；而亦不过恰如其分。既不妨害信仰自由，亦不提倡迷信，实在可称为最合理的措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