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副其实的‘家长’。”
1925年2月，上海日商棉厂纺纱厂举行了先后有4万工人参加的同盟大罢工，争取到了一些改善待遇的条件。但日本资本家拒不履行协议，找借口开除工会积极分子30多人，并以封闭工厂、停发工资相威胁。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阻拦工人上工，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20余人。这一惨案的爆发，引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三项决定：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组织一个群众反对东洋的运动。
早在2月，上海日商棉厂4万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时，陈独秀就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一文，给这次罢工予以热情评价：“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的关注，并迅速作出反应。于5月16日、19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中央第32号、第33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全体党员会。为此，通告还明确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扩大到全国。陈独秀签发这两份通告，是指导五卅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