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7年5月，各大学校园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学生们酝酿以请愿方式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的请求。5月13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派代表集体向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副食费，解决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虽然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当时全国享受公费待遇的大学生有数十万人，公费开支已经是政府财政支出中一笔不大不小的负担，如果按照学生的要求将副食费增加一倍，则每月又要多支出数百亿元。对于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而言，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如果由此引起公教人员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连锁反应，则更使脆弱的政府财政无法承受。但是，面对青年学子要求吃饱饭的合理要求，出面接待的各级国民党官员不是温语劝慰、解惑释疑、缓和学生的情绪，而是态度生硬，一派官腔，一味搪塞敷衍。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对学生说：你们吃不饱，是实在的情形，可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也吃不饱，我的儿女也吃不饱。言外之意，学生吃不饱也是应该的。这一番官僚言词使本来对政府还抱有一些希望的学生颇为失望，中央大学学生遂决定联合其他大学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向社会呼吁，解决温饱问题。自5月15日起，南京各大学学生连续到政府有关部会门前举行饥饿请愿游行，但国民党政府官员对情势的发展及其严重性缺乏认识，对学生的要求仍是敷衍其事。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表示，提高公费“为绝对办不到的事”。学生追问“钱哪里去了”，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表示，“头可断亦无力答复”。这样的答复不仅使学生极不满意，而且难免使学生将政府财政无钱可支的状况归于其他方面，尤其是归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结果反而将学生的情绪从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引向反内战的政治化、激进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