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侵略者本来担心掌握实权的肃顺等人返回北京后，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的上台，使他们感到十分满意。
1861年11月12日，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向英国政府报告说：激烈派的垮台和逮捕载垣等人谕旨的言辞等于是对条约的实际批准，虽然它形式上去年已执行了。这次危机之决定转向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方面，实受我们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在过去12个月中，已造就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几个月后，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为此欢呼道：
当英法两国驻华外交代表与各条约国家的海陆军司令，不仅对太平军不再表示任何同情，而且为扑灭这种叛乱正积极同清军合作的时候，本报满意地获知，清朝政府的对外关系正日益趋于友善和诚恳。在当今皇帝取得权力以前，许多人害怕根据天津条约成立的停战协议，仅仅是些空话，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最近还在执政的赞襄政务会议以某种侵犯或侮辱行为而撕得粉碎。现在，这个不可一世的赞襄政务会议及其成员已经完全遭到压抑，而对外国利益表示亲善的恭亲王已经恢复他的权力。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在这个素来保持闭关政策与嫉视外国的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外国代表能够比得上英法这两国公使，得以在北京的朝廷里拥有这样巨大的势力。俄国驻华大使曾有一个时期在这个帝国的京城内享有比其他欧洲国家代表更大的权威，但在目前，却没有一个国家享有像英国公使所享有的权势。这种情势之所以产生，无疑主要是由于这位青年皇帝左右伶俐的大臣们特别是恭亲王，对“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我们岛国女王的权威已经有所理会。同时，中国政府关于具体情况的认识，以及天津条约在财政方面所起的作用等等，都对巩固中国与我方的友好关系具有重大的分量。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对发财致富还比中国人更感兴趣，而他们的统治者和西方极其奢侈的土耳其人与基督教国家王子一样，对和平或战争对于财富的价值，是很明白的。在外国人控制下，清朝的国库正从各个商埠收到大量的金钱，而在过去，这些地方的税收除掉为不诚实的官吏吞没外，是很少解交国库的。当今政府对英法两国代表所采取的方针，只要无损我们两国的尊严，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显然应以一切方法加以扶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