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把宽容作为一种官方教义提出来是否是不宽容的呢？我们可以借用下列句式：“我们信任宽容。”虽然这个口号并不坏，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小心地宣传。在公立学校讲授宽容和在国家资助的广告中支持宽容是否是不宽容的呢？当然不是，理由同上。人们可以在社会任何正当的地方拥护宽容。它保证任何个人和团体，他们付出了多少就能收获多少。
最后，拒绝给予不宽容的人阐明他们自己观点的机会是不是和宽容背道而驰呢？这似乎否认了他们同其他人一样应有的地位。要求我们用这种方式宽容那些不宽容者似乎有点强人所难。假如某一个团体坚持认为，我和像我一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地位，我们必须离开或者被排除出去，我怎样才能认为其他人也具有这种观点，这些人在非正式的政治中（甚至在正式的政治中）都平等地享有较高的地位？要求我们持这种态度似乎太过了。
如果宽容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必须把两种态度区分开来，一种是我们关于对手所拥护的主张的态度，另一种是关于对手本身的态度：问题不是他们有权利发表的观点，而是他们（作为公民伙伴，而不是作为观点的持有者）有权利倾听。因此，我一直在为伏尔泰的一句响亮的至理名言作辩护。[7]但是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下，我认为这不仅是一句至理名言，而且是一个难点的所在，或者说是几个难点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