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革命干预现代思想进程的早期史。1793年9月12日，巴黎市议会传唤讽刺过卢梭的帕里索，问他是否有爱国证书，这一举动有明确的政治内涵，是对被召唤者的质疑，或是判决的前奏。1782年剧场暴动事件后，帕里索不敢上演戏剧。1793年9月15日，公民舒迈特（Chaumette）却指责他将笔插在墨水瓶里，不为自由写作，“革命前他就是反革命的，亵渎圣贤，他竟敢将卢梭比作四脚着地、吃莴苣的怪物，爱国者要为‘人类之友’复仇，哲学家要惩罚哲学的敌人”。帕里索是个聪明的报刊作家，有良好的政治嗅觉，但面对陡变的形势进退失据，只好公开承认错误。[206]
卢梭已经是革命精神之父，但他的形象有不确定性。1791年10月，立法议会取代制宪议会，国家治理难题应接不暇，“财政管理、纸币发行、外省反革命运动、殖民地有色人种的权利与义务、对外关系、军事力量征集、两附属国（Avignon，Combat Venaissin）与国王的关系、民事婚姻规则、封建制度与宗教秩序的废止”[207]。对于哲学原理的兴致不像制宪议会时那样浓，文学艺术的年代过去了，现在是务实的年代，“写作纵使不灵巧，只求有助于公共秩序”[208]。启蒙时代的乌托邦、形而上学或纯粹批判越来越不合时宜，虽没有人公开否定卢梭的意义，但在日常事务里他开始受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