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项羽本纪》中批评项羽的荒谬，在这里直接批评“天道福善祸淫”的传统观念。
这两点，说明司马迁在历史观上是一位对“天命”史观大胆的怀疑论者。尽管他没有最终否认“天命”，甚至也还承认“日月晕适，云风”等天象，“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反映了“天之感动”[11]。但司马迁毕竟是一位“天命”史观的怀疑者，他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而且也提出了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新认识，即认为应当从“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事势之流，相激使然”[12]等方面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在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天道，不复系乎人事”，“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天命”史观经董仲舒为其饰以“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形式后，更具有迷惑人们的神秘色彩。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及唐初的史学，都受其影响。如《宋书·符瑞志》序：“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五行志》序：“天人之验，理不可诬。”《南齐书·高帝纪》赞：“于皇太祖，有命自天。”《魏书·序纪》后论：“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就是以重人事著称的魏徵在其所撰史论中也认为：隋的兴起，“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13]。这种“天命”史观因符合最高统治者的需要，故得以在史学领域中长期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