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观对这些困境的解决方式有所不同。按照这种模式的任何合理解释，信念与价值的关系都是结构性的：我的生活不可能因为一些我认为没有价值的特征或成分而更良善。甚至这种模式的抽象形式也倾向于强调结构观。因为意图是表现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因为某人在表现中想竭力避免的某种特点而信任这个表现者。当艺术专业学生的老师对画布做个不屑的手势，或把自己已经画出的东西全都涂掉时，学生们的表现不会变得更好。厌世者的生活不会因为他不屑一顾的友情而变得更好。当然，如果希特勒死在摇篮里，这对大家都是好事。可是根据挑战观，说假如发生了这事他就会拥有与最差的生活相比较好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按照那种模式，不存在任何事情可以与他对世界的消极作用相比。
在这一点上，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也许是有益的：这两种模式的差别反映着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典型问题——强制性的反省式家长主义（coercive critical paternalism）的正当性。国家通过强迫人民采取他们认为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差的方式，来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良善，这样做正确吗？大量的强制性家长主义并没有反省的性质。国家让人们系上汽车安全带以免他们受到伤害，它认为人们总会认为这种伤害是不好的，这就足以证明这类限制的正当性，即使人们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实际上不会系上自己的安全带。但是有些国家认为，有权甚至有义务从反省意义上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良善，这不但违背他们的意愿，而且违背他们的信念。这种强制的动机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变得不是十分重要。相信神权的殖民者是要努力使自己得到拯救，而不是想让他们强迫其皈依的人得到幸福；有偏执的性观念的人，其行为是出于仇恨，而不是出于对那些他认为行为不道德的人的关切。不过有些哲学家确实表现出家长主义动机：例如，一些所谓的共同体主义者或完美主义者要强迫人们去投票，其理由是只有具备公民觉悟的人才能过上更良善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