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向西方学习的需要，诸子学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重要思想桥梁。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便成为中国士大夫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其间出现了一种称之为“西学中源说”的中西文化观。这是一柄双刃剑：守旧派以为西学源出中国，不必外求，因而拒斥西学，反对向西方学习；开新派以为西学源出中国，向西方学习正是“礼失而求诸野”，并不会变夏为夷。“西学中源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西学源于诸子。持此说者认为，诸子学说与近代西方文化有某些相通之处，这正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并吸纳接受西学的思想基础。邹伯奇、陈澧认为西方科技大多可从《墨子》找到源头，“故谓西法源出《墨子》可也”。薛福成也说“《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如光学、重学、机械学等均出自《墨子》。他还认为《庄子》也与“近来泰西之学有相出入者”。张自牧更认为，西方天文、算学、重学、机器、测量、植物、农务、数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气象、地理、化学、医学等，“其源多出于《墨子》及《关尹》、《淮南》、《亢仓》、《论衡》诸书”。不仅科学技术如此，即使西方政教也多源于诸子。薛福成认为，西方各国治国之法与重商思想均“暗合《管子》之旨”。黄遵宪认为，西方“用法类乎申韩，其设官类乎《周礼》，其行政类乎《管子》者十盖七八”。在他们看来，甚至西方的基督教也源于《墨子》，所谓“耶稣之学，墨子爱无差等之学也”。他们将诸子之学与近代西学相比附，难免牵强附会，但却为接纳西学找到了理论支点，同时也为诸子学的复兴开辟了道路。正如后来国粹派人物邓实所说：“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其时耶。”“夫以诸子之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者，是盖有故焉。一则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任举其一端，而皆有冥合之处，互观参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在此，诸子学成了会通中西文化的媒介，其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复兴也就势所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