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主财产制，亦可以国家的租税与服役制作为其财政的根底，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性：首先，诸侯之集权的个人经营，行政经营手段与行政官吏分离，因此，诸侯以外，任何人都不能专有政治的权力；其次，行政的阶级组织，其家臣租用承办人或官吏的经营，与诸侯自己的经营并行，只是占据次要的地位而已。诸侯将其土地委让于这类人，即由其担负一切的行政费用，国家之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即随之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至于何者能实现，则主要由经济关系所决定。关于这一点，东方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东方（中国、小亚细亚、埃及）的经济，与水利有关的农业占优势，而通过开垦而拓殖的西方，森林文化则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东方的水利文化，是从不使用家畜的原始耨耕文化直接产生的。与此并行的园圃文化则由大河流引水而成，如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及底格里斯河（Dijla）以及埃及的尼罗河（Nile）。水利及其管理，须以有组织的计划经济为前提，近东地区大规模的皇室经济，即由此计划经济产生，古代的底比斯（Thebes）可以作为其范例。古代亚述及巴比伦诸国王的战事——他们率领来源于男子集合所的从者——其主要目的，即在于获得开凿运河及开垦荒地的人力。当时，国王掌控水利，但是为了运行，就必须有一种有组织的官级制度。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耕种及治水的官级政治，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职，其成立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不过是国王本人控制经营的一种附属物而已。官吏都是国王的奴隶或隶属者，士兵亦如此，而且为了防止其逃亡，往往加上烙印。国王的租税经济是用物来交付，在埃及，国王就将纳税的自然物收集在仓廪内，以此来支付给官吏与劳动者。故自然物岁入，是官吏薪俸最古老的形态。此制度的结果，就大体上而言，遂使地方人口全都隶属于诸侯。此项隶属，使所有的臣民都有了徭役的义务，使村落对于被课赋的一切根由都有连带责任，最后更因此形成托勒密王朝时代的特殊原则。在这种原则中，农民不仅与其土地不能分离，而且与其村落亦不能分离。这种制度，不仅通行于埃及，即使美索不达米亚与日本，也曾通行过，日本在7世纪至10世纪之间，曾实行过人口分田制度。无论在何种状况下，当时的农民地位，与俄罗斯米尔的成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