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这是主张“法治”的一种理由。孟子说过：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胜用也。
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孟子又说：
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皆见《离娄篇》）
孟子所说的“法”，还只是一种标准模范，还只是“先王之法”。当时的思想界，受了墨家“法”的观念的影响，都承认治国不可不用一种“标准法”。儒家的孟子主张用“先王之法”，荀子主张用“圣王为师”，这都是“法”字模范的本义。慎子的“法治主义”，便比儒家进一层了。慎子所说的“法”，不是先王的旧法，乃是“诛赏予夺”的标准法。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指出“法”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标准，如钧石权衡，因为是“无知之物”，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不但如此，人治的赏罚，无论如何精明公正，总不能使人无德无怨。这就是“建已之患，用知之累”。若用客观的标准，便可免去这个害处。
